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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监察制度,是在六十年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而应运而生的。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并设立了中央工农检(监)察部。中央苏区所属省、县、区、乡也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并设立了工农检(监)察部(科)。可以说,当时不仅在政权的组织建设、民主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成功,而且在监察制度建设上也很有建树,并在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行政监察体系。

  从当时苏维埃共和国提出的任务和目标看,必须在政权组织机构中建立监察制度的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的任务和目的是:“在于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政权达到他在全中国的胜利。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量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他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由此可以看出,苏维埃共和国的任务是取得全中国的胜利,目的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就必须对政权的组织机构进行完整而又系统的建立、调整和补充,但苏政府内部的监察制度则是临时政府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民委员会内设立的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部(后又称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监察机构。

  从当时苏维埃政府的现状看,建立苏区监察制度迫在眉捷。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以根本区别于旧政权的崭新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这个政权是工农劳苦大众自己的政权,她完全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不仅没有丰厚的报酬,而且常常自带干粮办公,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出色的奉献。但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也不是纯而又纯的,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而且还相当尖锐。究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1、封建剥削阶级“当官发财”“贪图享受”的腐朽思想影响着苏维埃政府中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员;2、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大多数来自农村,小农经济意识和自私自利思想支配着他们的行动;3、当时大规模革命风暴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苏维埃政府中不可避免地混进了少数动机不纯的投机分子,“大浪淘沙”是历史必然;4、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习气和少数阶级异己分子的破坏;5、苏维埃政府各种制度很不完善,财务制度不健全,物资保管,国库管理,税收等制度还未统一制订。加上当时处于战争环境,主要精力放在反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上,对监察工作难免有所放松,腐败现象也就容易乘障滋生。以至贪污浪费、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时有发生,政府机关中有的工作人员隐瞒公款、侵吞公物。当时发生贪污现象的单位有中央机关、国家企业、群众团体、学校、军事部门……。贪污分子中有部长、处长、科长、会计、工作人员等。如,军事部长刘仕祥勾结本部人员三人造假帐据冒领动员费四百一十余元。于都县苏主席熊仙璧强拿公款五十元做私生意。苏大会工程所主任左祥云贪污大洋二百四十六元七角,并盗窃机密私偷公章企图叛逃等等。苏维埃政府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严重腐蚀着干部队伍,影响苏维埃政府的威信,甚至使革命蒙受重大损失。为此,苏维埃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完整、系统的监察机构。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省、县、区苏维埃设工农检察部,城市苏维埃设工农检察科。各级工农检察部或科设立控告局。各级工农检察机构还组建了突击队,并在各单位及街道、村庄建立了通讯员。机关、团体、企业内部设立了轻骑队。这些机构的建立,形成了上下贯通纵横交错覆盖全苏区的监察网络,为监察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一、中央苏区时期的监察工作是紧紧围绕革命战争这一中心任务来开展的。主要内容是“监督检查苏维埃政府各项政策、法规、训令的贯彻执行,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以此来实现“改善与加强苏维埃的工作,保证政令的正确执行,节省经济支援战争,使各级苏维埃成为更坚强而有力的来动员群众领导群众充分的执行一切的战争任务。”

  第一、保证政令的正确执行。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条例、训令等。各级工农检察部有对其贯彻执行的情况进行监察检查的职责。1931年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工农检察部组织条例》中规定各级工农检察机关的任务之一是,监察各级苏维埃机关正确地执行苏维埃的政纲和策略,以适合某阶段的革命利益,巩固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区域。当时工农检察机关监督的范围大致《婚姻法》、《土地法》、《劳动法》、《红军优待条例》等的贯彻执行,小至某一工作任务的完成,如扩大红军、修建道路、军费收集等都派员监察。1932年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发布的第一号训令就是《关于检查优待红军家属条例问题》。通过监督检查,纠正了一些地方的不正确做法,从而保证了这一条例的落实,确保了扩大红军任务的完成。

  第二、发动群众同贪污、腐化、浪费、官僚分子作斗争。苏维埃惩治腐败斗争十分重视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进行。建立控告局、设置工农检察通讯员,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检举运动。通过控告局,受理群众举报;通过通讯员及时反映群众呼声及实际情况;通过组织游击队,及时查清群众检举揭发的问题。为推动群众检举,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在《红色中华》上发表《反对浪费、严惩贪污》的文章,指出“这个时候谁要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至于贪污公款,简直是反革命”。号召工农群众起来。帮助政府来反对各种浪费,驱逐官僚腐化分子出苏维埃。1934年初,中央工农检察部下达了《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的指示,同年4月又发出《继续开展检举运动》的训令。指出“检举运动是广大群众斗争的行动,要采取一切方法来鼓励和吸收群众意见”。通过发动群众进行检举,许多官僚腐化贪污案件被揭露出来。所检举的单位有:中央总务厅、招待所、财政部、劳动部、邮政局、互济总会等16个部门,查出贪污款项共大洋2053元6角6分、棉花270斤、金戒指4个。这些贪污分子中,被送法庭审判的29人,被开除工作8人,建议撤职和调动工作的7人,受严重警告2人,受警告4人。

  二、苏区监察工作的开展对改善苏维埃政府工作,提高政府威信,促进廉政建设,加强和巩固苏维埃政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综观苏区监察具有以下特点。

  1、机构精干,监察人员以工农积极分子为主。工农监检机构在设置初期,因行政机构的划分并不明确,而干部又极为缺乏,故造成兼职和虚职过多。影响了工农检察机构的工作开展。为改变这种状况,1933年4月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发布训令指出:委员会的委员,以能经常到会为条件,凡只挂名不到会的,另行委任。特别是各级工农检察部部长须有专人负责,不能兼任其他各部工作,目前如兼有其他工作者,必须辞去。而且人员必须专职精干。如省工农检察部除部长、副部长各一人外,委员每人均独掌一面,指导员只有二至三人,但要负责全省所有具体的指导工作;控告局仅有三人,而负责管理和指导突击队和工农通讯员仅各一人。

  苏维埃政府对进入工农检察机关工作的人员政治素质要求特别严格。1931年11月颁发的《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规定:各级工农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应该由坚决的有阶级觉悟的,在革命斗争中有经验的工人、雇农、贫农及其他革命积极分子组织而成。对工农检察委员的要求更为严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规定,各级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必须具备:其一,有阶级觉悟,最忠实于苏维埃政权的工人、贫农及其他有革命历史的分子,但工农至少占百分之四十。其二,没有受过苏维埃法庭的刑事处分者。特别是城市苏维埃和农村乡苏维埃的工农检察委员构成更明确,市苏维埃工农检察委员由“工会、贫农会、女工农妇代会、共产青年团的代表及其他积极分子组织之”。乡工农检察委员由“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代会、共产青年团的代表及其他积极分子组织之”。

  2、肃贪倡廉从领导抓起、从中央机关抓起。中央苏区反腐化反官僚斗争,从中央到省、县、区、乡普遍地开展。但首先从领导抓起,从中央一级抓起这个指导思想十分明确。1934年2月,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在《检举中央各机关的贪污案结论》一文中明确提到: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在执行中央十九号训令中,首先进行中央各级机关的检举贪污运动,在发动本会工农通讯员的积极工作与各机关工作人员的热烈参加之下,开展了反贪污浪费与反官僚主义斗争。同年3月底,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总结了机关反贪污浪费斗争的成绩中所列有中央总务厅等16个中央机关被检举出来。被检举的分子,会计科长和科员10人,管理科长及科员8人,总务处长3人,司务长4人,采办科长和科员8人,财政处长3人,总务厅长1人、局长3人。中央机关作出了榜样,便带动了基层的反贪污斗争。瑞金县苏的贪污公款案、于都县苏的挪用公款经商营私案相继被揭露出来。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反腐败斗争在各地的开展。

  3、重视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苏区政府特别重视新闻舆论工具在监察工作中的作用。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中指出:“在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创办一种党的与苏维埃的机关报。除经常宣传党与苏维埃目前的任务与策略,宣传本党的党纲之外,必须尽量登载工农群众的斗争消息,党内生活,苏维埃的工作等。此外,必须有肃反,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浪费,对反富农各栏,并且必须在一星期内出一种工农监察委员会的特刊,登载党内苏维埃内各种病状,而与之斗争”。中央政府主办的《红色中华》报开辟有“红板”、“黑板”、“铁槌”和“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专栏、“黑板”、“铁槌”和“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专栏。“红板”专门登载苏维埃工作人员廉洁奉公,积极工作的先进事迹,激发苏区干部的工作热情。如,江西省军区无线电报务处主任杨笑主动要求减少津贴一半,并把节余的20余元捐助战争经费的报道刊出后,许多干部积极响应,纷纷要求节省口粮,节省津贴以帮助战争。《红色中华》第161期刊登张闻天主席帮助红军家属砍柴的消息。带动了中央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为红军家属服务,他们踊跃地去帮助沙洲坝乡的红军家属砍柴、铲草、挑塘泥、下肥料犁耙田等。“黑板”、“铁槌”主要批评那些消极怠工、立场不坚定的工作人员,如“包庇贪污的特派员。”“又高又大的官僚主义”等。“反贪污浪费”专栏则披露那些贪污浪费案件,报道对有关人员的处理结果。如“吞没公物的互济会主任”,“贪污公款的县苏主席”,“判决了反动贪污巨案”等。通过宣传舆论对廉洁奉公,勤奋工作的热情赞颂,对腐败行为的曝光和无情揭露,伸张了正义,抨击了邪气,促进了苏区干部工作作风的转变,推动了苏区廉政建设。

  三、苏维埃政府监察机构的职权。为了完成党中央的中心工作,为巩固苏维埃政权服务,苏维埃中央政府赋予了监察机构检查权、调查权、建议权、检举权和检察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严酷的军事斗争形势下使用较多的是检查权、调查权和建议权。